一、《黃帝內經》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載有醫經、經方、神仙和房中四種中醫典籍。

其中醫經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除《黃帝內經》外，其他醫經均已亡佚。因此，《黃帝內經》便成了現存最早的中醫經典了。什么是醫經呢？《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指出：“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劑和之所宜。至劑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為劇，以生為死。”這就是說：醫經是根據人身的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里等情狀，用以闡發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線，而度用適當的針灸湯藥等治療方法以及如何調制各種適宜的藥劑。最好的藥劑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鐵一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不高明的醫者違反醫學理論，致使當愈者反劇，當生者反死。簡言之，醫經就是闡發人體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和預防等醫學理論之著作。所以稱之為“經”，是因為它很重要。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則、一般必須學習的重要書籍稱之為“經”，如儒家的“六經”，老子的“道德經”以及淺顯的“三字經”之類。所以稱“內經”，并不是像吳昆《素問注》、王九達《內經合類》所稱“五內陰陽之謂內”，也不像張介賓《類經》所說“內者，生命之道”，而僅僅是與“外”相對為言而已。

首先應該指出，《黃帝內經》肯定不是黃帝所作，純屬后人偽托。這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指出的那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冠以“黃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說明我國醫藥文化發祥甚早。

《黃帝內經》究竟成于什么時代呢？宋林億、高保衡等認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焉？大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針經》三卷，最出遠古”；邵雍認為：“《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程顥認為：“《素問》書出戰國之末”；司馬光認為：“謂《素問》為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終日坐明堂，但與歧伯論醫藥針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認為：“至于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于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明方孝儒認為：“皆出戰國、秦、漢之人”；方以智認為：“守其業而浸廣之，《靈樞》、《素問》也，皆周末筆”。清魏荔彤認為：“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為，而托于上古”。綜上所說，將《黃帝內經》之成書定為戰國時期是較為可信的，但也不能認為《素問》八十一篇、《靈樞》八十一篇盡出于戰國。呂復對此發表過中肯的見解：“《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韓諸公子所著，程子謂出于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于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并傳也。”以上僅僅是從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上加以歸納分析所做的判斷。其實還可以從《黃帝內經》的哲學思想、理論體系、內容特點、先秦古韻等諸方面論證《黃帝內經》的絕大多數篇章（也即《黃帝內經》的主體部分）成于戰國。限于篇幅，這方面的論述只好從略了。

二、《難經》

中醫理論著作。原名《黃帝八十一難經》，3卷。原題秦越人撰，。“難”是“問難”之義，或作“疑難”解。“經”乃指《內經》，即問難《內經》。作者把自己認為難點和疑點提出，然后逐一解釋闡發，部分問題做出了發揮性闡解。全書共分八十一難，對人體腑臟功能形態、診法脈象、經脈針法等諸多問題逐一論述。但據考證，該書是一部托名之作。約成書于東漢以前（一說在秦漢之際）。該書以問難的形式，亦即假設問答，解釋疑難的體例予以編纂，故名為《難經》。內容包括脈診、經絡、臟腑、陰陽、病因、病理、營衛、俞穴，針刺等基礎理論，同時也列述了一些病證。該書以基礎理論為主，結合部分臨床醫學，在基礎理論中更以脈診、臟腑、經脈、俞穴為重點。其中1～22難論脈；23～29難論經絡；30～47難論臟腑，48～61難論病；62～68難論俞穴；69～81難論針法。書中對命門和三焦的學術見解以及所論七沖門（消化道的7個沖要部位）和八會（臟、腑、筋、髓、血、骨、脈、氣等精氣會合處）等名目，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該書還明確提出“傷寒有五”（包括中風、傷寒、濕溫、熱病、溫病），并對五臟之積，泄痢等病多有闡發，為后世醫家所重視。全書內容簡扼，辨析精微，在中醫學典籍中常與《內經》并提，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古典醫籍之一。有多種刊本和注釋本。

三、《傷寒雜病論》

公元3世紀初，張仲景博覽群書，廣采眾方，凝聚畢生心血，寫就《傷寒雜病論》一書。中醫所說的傷寒實際上是一切外感病的總稱，它包括瘟疫這種傳染病。該書成書約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紙張尚未大量使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的年代，這本書很可能寫在竹簡上。

219年，張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護，《傷寒雜病論》開始了它在人世間的旅行。在那個年代，書籍的傳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傳開來十分艱難。

時光到了晉朝，《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第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醫令在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了這本書。書已是斷簡殘章，王叔和讀著這本斷斷續續的奇書，興奮難耐。利用太醫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傷寒雜病論》的各種抄本，并最終找全了關于傷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為《傷寒論》。《傷寒論》著論22篇，記述了397條治法，載方113首，總計5萬余字，但《傷寒雜病論》中雜病部分沒了蹤跡。王叔和的功勞，用清代名醫徐大椿的話說，就是“茍無叔和，焉有此書”。

王叔和與張仲景的淵源頗深，不但為他整理了醫書，還為我們留下了最早的關于張仲景的文字記載。王叔和在《脈經》序里說：“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系。和鵲之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

之后，該書逐漸在民間流傳，并受到醫家推崇。南北朝名醫陶弘景曾說：“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可以想像，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讓人認識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醫圣的崇高地位。

張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傷寒雜病論》煥發青春的一個朝代。宋仁宗時，一個名叫王洙的翰林學士在翰林院的書庫里發現了一本“蠹簡”，被蟲蛀了的竹簡，書名《金匱玉函要略方論》。這本書一部分內容與《傷寒論》相似，另一部分，是論述雜病的。后來，名醫林億、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傷寒論》時，將之與《金匱玉函要略方論》對照，知為仲景所著，乃更名為《金匱要略》刊行于世，《金匱要略》共計25篇，載方262首。至此，《傷寒雜病論》命運中的幾個關鍵人物全部出場了。

《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訂和發行，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訂本。除重復的藥方外，兩本書共載藥方269個，使用藥物214味，基本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

四、《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又名《神農本草》，簡稱《本草經》、《本經》，我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撰人不詳，“神農”為托名。其成書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論，或謂成于秦漢時期，或謂成于戰國時期。原書早佚，現行本為后世從歷代本草書中集輯的。該書最早著錄于《隋書•經籍志》，載“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錄“神農本草，三卷”，宋《通志•藝文略》錄“神農本草，八卷，陶隱居集注”，明《國史經籍志》錄“神農本草經，三卷”，《清史稿•藝文志》錄“神農本草經，三卷”。歷代有多種傳本和注本，現存最早的輯本為明盧復輯《神農本經》（1616），流傳較廣的是清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1799），以及清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1844）、日本森立之輯《神農本草經》（1854）。

神農，古傳說中“三皇”之一，傳稱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書名冠以神農為尊古之風的假托。現行本為清孫星衍、孫馮翼輯。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又字淵如，清代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覽群書，貫通經史、訓詁、諸子、醫藥，除輯本書外，尚有《素女方》、《秘授清寧丸方》、《服鹽藥法》等著，于古代醫籍整理多有貢獻。

書凡3卷，載藥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根據藥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為上、中、下三品，立為3 卷分別論述。卷1為“上經”，論“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卷2 為“中經”，論“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贏者，本中經”。卷3 為“下經”，論“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本書系統地總結了我國秦漢以前的藥學知識和用藥經驗，為中藥學和方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至今仍是研究中藥和方劑的最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首先，在藥學方面，所論365 種藥物的療效真實可靠，至今仍是臨床常用藥；創立了藥有“四氣”、“五味”的理論，和藥分上、中、下“三品”的分類方法，并反映了部分化學知識。其次，在方劑學方法，指出藥可單用亦可組方配用，創立了藥物之間“七情合和”理論和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則，總結了丸、散、湯、酒、膏等基本劑型。再次，在用藥方面，提出了辨證用藥的思想，所論藥物適應病癥達170 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