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珍（1518—1593）與王世貞（1526—1590）均是明朝中后期人，李時珍長王世貞8歲，兩人算得上是同齡人。但李時珍系湖廣黃州府蘄州（今湖北省蘄春）人，王世貞系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今江蘇太倉）人，兩地相距千里；一個是醫學大家，一個是文人高官，卻因《本草綱目》產生了交集——李時珍曾請王世貞為《本草綱目》作序，這背后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李時珍之所以請王世貞為《本草綱目》作序，一方面是因為王世貞知醫懂藥，對李時珍所從事的工作價值是肯定的。“所謂自宋以后，醫乃一為士大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于世。”換言之，當時曾考取功名的那些讀書人基本都是知醫懂藥的，王世貞就以“一足商羊，舒翅而舞，乃孔子而釋疑；萍蓬草生，李時珍解其惑”來評價李時珍。《本草綱目》對傳統藥典體例進行了創新，首創十六部，內容翔實豐富，王世貞對此頗為認可，他在序言中寫道：“舊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分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雖非集成，亦粗大備。”

另一方面，王世貞可謂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人高官。王世貞系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后官至刑部尚書，文學上成就極高，主導文壇20余載，是明代文壇“后七子”領袖，著作豐，聲望高，可以用“一言九鼎”來形容，由他來為書作序可以提高《本草綱目》影響力，便于書商刊刻發行及流傳后世。萬歷六年（1578年），190余萬字的《本草綱目》成稿但出版不順，萬歷八年（1580年）李時珍找到王世貞。此時的李時珍除了這套書并無值錢之物，王世貞回憶，“解其袋，無長物，有《本草綱目》數十卷。”但王世貞拒絕了李時珍的請求，理由之一是他認為這部書還不夠精細，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王世貞對醫和藥的了解是達到一定程度的。

被王世貞拒絕后，李時珍攜書稿返回蘄州繼續增刪修改。十年后，李時珍已年過七旬，自知“人生七十古來稀”的他，想到自己垂垂老矣且疾病纏身，自認為經過十年精編這套書的內容與準確性較初稿已大為精進，但從最初開始編寫此書至今歷經37年，依然未能出版，難免心有不甘。萬歷十八年（1590年），他托擔任四川蓬溪知縣的長子李建中攜書稿再赴太倉拜訪王世貞（時年王世貞任南京刑部尚書）。這次王世貞答應了，于正月十五日為《本草綱目》作序。從此，王世貞的名字就和《本草綱目》聯系在一起了。

對《本草綱目》一書的價值，王世貞是心知肚明的，他在序言中如此向書商推薦：“博而不繁，詳而有要，綜核究竟，直窺淵海，茲豈僅以醫書覯哉？實理性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錄，臣民之重寶！”王世貞希望書商們不要僅僅將其當成一本醫書，更要當成經典來看，希望書商刊刻發行，造福民眾。好在藏書家兼書商胡乘龍慧眼識寶，1593年完成《本草綱目》雕版刊刻，但此時王世貞、李時珍已先后辭世，均未能親眼見到此書的發行。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本草綱目》金陵版正式刊行，胡乘龍的大名也得以傳世。

有意思的是，《本草綱目》金陵版在介紹李時珍時，將其職務寫為“四川蓬溪知縣蘄州李時珍”，其實這是其長子李建中曾擔任過的職務。李時珍功名只是秀才，三次鄉試考舉人均未中，并未擔任過知縣職務，這樣寫可能是為了方便賣書或是向他致敬，但這并不影響李時珍為中醫藥傳承作出的重大貢獻。

事實上，即便沒有王世貞的這篇序文或胡乘龍的刊刻，《本草綱目》這一巨著的光芒也不會被歷史的灰塵所湮沒，但問世時間無疑會推后。正是王世貞的極力推薦，胡乘龍的及時刊刻，《本草綱目》才更快地被推向世人面前，讓更多人從中受益。李時珍的醫書與王世貞的序言可謂相得益彰，從中醫藥文化傳承的角度來講，兩人都是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