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國家和各地方出臺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強調中西醫(yī)結合，提倡中醫(yī)藥及早介入，從而取得了顯著療效。人們不禁要問：中醫(yī)治疫的道理何在？其治法的特點如何？

考文獻，究歷史 方能知源識流，經(jīng)驗宏富

回眸中醫(yī)藥學的發(fā)展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部與疫病作斗爭并積累寶貴經(jīng)驗的歷史。早在秦漢時期，我國第一部醫(yī)學巨著《黃帝內經(jīng)》就對疫病的傳染性、流行性和危害性等有了明確記載。東漢末年，大文學家曹植在《說疫氣》中逼真地記述了當時瘟疫流行的悲慘一幕：“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與曹氏同時代的著名醫(yī)學家張仲景，經(jīng)歷了家族中二百多人因感染瘟疫而死亡三分之二的遭遇，于是發(fā)憤“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寫成《傷寒雜病論》一書，用其治法，活人無數(shù)，被后世遵奉為中醫(yī)學的經(jīng)典。特別是明清時期，涌現(xiàn)出不少治療溫病和疫病的名醫(yī)，其中吳又可即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疫病專家。據(jù)《明史》記載，從永樂六年至崇禎十六年，共發(fā)生大瘟疫十九次之多，死亡人數(shù)不可勝計。在吳又可生活的江南一帶，也連年發(fā)生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無一僅免；一門數(shù)十口，無一僅存者。”如此慘狀，不能不向醫(yī)學提出了發(fā)展傳染病學的更高要求，吳氏不負眾望，于1642年撰成《溫疫論》一書，對溫疫的病因、病理和治療等提出了不少新觀點、新療法，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傳染病學專著，影響深遠。此后戴天章、楊栗山、葉天士、余霖、薛生白、吳鞠通、劉松峰、王孟英等，均在與疫病作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分別寫就《廣瘟疫論》《傷寒溫疫條辨》《疫疹一得》《溫癥論治》《濕熱條辨》《溫病條辨》《松峰說疫》和《霍亂論》等不朽名著，大大豐富了中醫(yī)治療急性傳染病的內容，堪稱業(yè)績煌煌，有口皆碑。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醫(yī)藥在防治乙型腦炎、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熱等急性傳染病上已取得了重大成績，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2003年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治療上，廣東、北京等地醫(yī)務人員積極發(fā)揮中醫(yī)藥的優(yōu)勢，實行中西醫(yī)結合，成效明顯，受到了國際的贊揚。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中，中醫(yī)藥更是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世人所矚目。

縱觀中醫(yī)治疫，源遠流長，歷代名家輩出，積累了大量的臨床經(jīng)驗，這種來自實踐，反過來又指導實踐的理論知識和診療方法，不愧是中醫(yī)藥學中瑰寶，我們完全有理有、有責任把它繼承下來，并不斷發(fā)揚光大。

明病因，分類型 方能審因論治，伏其所主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意思是說要抓住并制伏疾病的本質，首先必須要搞清引起疾病的原因，此即“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理論的淵藪。疫病的成因，關乎正邪兩個方面。對疫病的感染與否，《素問遺篇· 刺法論》早就指出：“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說明正氣的強弱在發(fā)病上起著主導作用。《靈樞·百病始生》還指出：“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明確地說明了疫病的發(fā)生，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即外界致病因子的侵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疫病的外因

關于疫病的外因，綜觀歷代醫(yī)學文獻，大致有三種學說。

一是“時氣說”。持這種觀點的代表醫(yī)家是晉代王叔和，他在《傷寒例》中說：“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很顯然，王氏將四時不正之氣視作引起疫病的主要原因。后世踵其說者甚眾，如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宋代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元代李仲南《永類鈐方》、明代陶華《傷寒全生集》、明代李梴《醫(yī)學入門》等等，均沿襲此說。

二是“戾氣說”。明末清初吳又可在《溫疫論》中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溫疫病因“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異氣即“戾氣”，又稱“癘氣”“雜氣”。吳氏這一觀點，突破千年的舊說，對后世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清代楊栗山《傷寒溫疫條辨》宗其說并作了很大發(fā)揮，嘗謂：“雜氣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非燥、非火，天地間另為一種偶荒旱潦疵癘煙瘴之毒氣也。”“毒霧之來也無端，煙瘴之出也無時，濕熱熏蒸之惡穢無窮無數(shù)……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間，人在氣交之中，無可逃避。”對“雜氣”內涵的解釋，較之吳又可尤為具體清晰。清代溫病大家葉天士、吳鞠通輩對疫病的病因，亦持此說。

三是“瘴氣說”。這是特指某些疫病的病因，又稱“瘴毒”“瘴癘”。明代虞摶《醫(yī)學正傳》說：“嶺南閩廣等處曰瘴氣，蓋指山嵐霧露煙瘴濕熱惡氣而名也。”明代武之望《濟陽綱目》引宋潛溪曰：“凡人感冒山嵐煙霧，蛇虺毒氣，其證惡寒戰(zhàn)栗，發(fā)作頭疼，休作無時。”可見此類疫病的發(fā)生和流行，有一定的地域，并與當?shù)氐臍夂颦h(huán)境有很大關系。其典型病癥，相當于現(xiàn)代醫(yī)學所說的“惡性瘧疾”。此外，清代王孟英在《霍亂論》中提出霍亂的病因是“臭毒”，闡述了惡濁自然環(huán)境對“臭毒”生成的影響及其霍亂發(fā)病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發(fā)人所未發(fā)。還值得一提是現(xiàn)代黃星垣氏等提出“邪毒致熱說”，認為溫病（含溫疫）毒寓于邪，毒隨邪入，熱由毒生，毒不去則熱不除，變必生。其突出“毒”邪在疫病發(fā)病學的作用，頗有新意，對疫病的治療很有指導意義。

以上有關疫病的病因學說，除“瘴氣”“臭毒”有特定的含義外，對影響最大的“時氣說”與“戾氣說”實有分析和比較之必要。“時氣說”的內涵是指四時不正之氣即氣候的反常變化是導致疫病的主要原因，其實這與傳統(tǒng)的“六淫”致病學說無實質差異。從今天流行病學來看，四時氣候的反常變化，會給病原微生物的滋生和蔓延提供有利條件，這也是客觀存在的，但限于歷史條件，古人未能也不可能說明直接的致病因子。至于“戾氣說”，能進一步認識到疫病致病因子的暴戾性即強烈的傳染性和嚴重的危重性，與“六淫”所致的尋常疾病有明顯不同，這無疑是有其先進性的一面，但不能以此否定“六淫”和“四時不正之氣”說。不能想象，凡見疫病，對其病因不分感受何種病邪及其性質，一言以蔽之曰“戾氣”，這顯然無法予以“審因論治”，只有與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結合起來分析，才有利于疾病的診斷，“審因論治”始能落到實處。雖然吳又可竭力否定“六淫”致疫說，但仍有人根據(jù)《溫疫論》所述疫病的病狀及其主方達原飲（檳榔、草果、厚樸、知母、芍藥、黃芩、甘草），認為其疫當屬“濕熱疫”的范疇。聯(lián)系當前流行的新冠肺炎，不同的專家觀點都本諸于中醫(yī)古代文獻且有發(fā)揮，并以此指導臨床處方用藥，如清肺排毒湯、麻杏石甘湯、人參敗毒散、藿香正氣散、清瘟敗毒飲、達原飲等。

疫病的類型

由于感邪有別，病性有異，臨床當嚴格辨別瘟疫的病種及其類型。歷代醫(yī)學文獻有關瘟疫的病種繁多，吳又可《溫疫論》提及的就有大頭瘟、蝦蟆瘟、探頭瘟、疙瘩瘟、霍亂吐瀉、瘧、痢、絞腸痧等病名，不一而足。

臨床區(qū)分疫病的類型尤為重要，對此古人已有示范，如清代醫(yī)家劉奎《松峰說疫》將疫病分為溫疫、寒疫和雜疫三大類，各有證治。陸九芝《文十六卷》也指出：“夫疫有兩種，一為溫之疫，一為寒之疫。”至于治法，“疫之溫者宜寒，疫之寒者宜溫。”“大抵以溫而疫，則論中芩、連、梔、柏統(tǒng)于膏、黃者可用也；以寒而疫，則論中吳萸、蜀椒之統(tǒng)于姜、附可用也。”言簡意賅，切中肯綮。今人繼承前賢之說，多將疫病分為熱疫（含溫疫、暑熱疫、濕熱疫）和寒疫兩大類，各有治法方藥，如熱疫治法清熱解毒為主，主方為清瘟敗毒飲、白虎湯、黃連解毒湯之類；寒疫以散寒解毒為法，主方為麻黃湯、圣散子、荊防敗毒散之類。這次流行的新冠肺炎，其分類有屬寒疫范疇，也有屬熱疫范疇，這主要是由于地域不同和感染者體質差異引起的。

治未病，重預防 方能發(fā)于機先，截斷傳變

治未病

對于疫病的預防，《素問·遺篇·刺法論》早就告誡要“避其毒氣”，體現(xiàn)了“治未病”思想。前人據(jù)此提出了不少具體措施和方法。

在消滅傳染媒介物方面，漢代張仲景把“蟲獸所傷”列入三因之中，清代汪期蓮《瘟疫匯編》更明確指出瘟疫的流行，與“紅頭青蠅”有關。故古人將驅滅害蟲作為預防疫病的主要方法，如滅蚊、滅蠅、滅鼠和捕殺狂犬等，創(chuàng)造方法甚眾，有的采用藥物殺滅，也有用機械方法者。

在隔離消毒方面，晉朝有“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的制度。宋代《太平圣惠方》指出“凡入瘟疫家，先令開啟門窗……不致相染。”《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記述了入瘟疫家，當以雄黃涂鼻竅，以防疫邪感染。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寫道：“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這是蒸氣消毒的先例。

在藥物預防方面，古人積累了不少經(jīng)驗和方法，如避瘟丹、普濟解疫丹、屠蘇酒、鬼箭羽方、藿香正氣散、蘇合香丸等，均是防控疫病的名方，至于單方草藥更是不勝枚舉。

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國古代早已發(fā)明預防接種方法。宋真宗時已有人工種痘以防天花，到十六世紀應用更加普遍，并發(fā)明痘衣、痘漿、旱苗、水苗等四種接種方法。人痘接種法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驅，這是我國的偉大創(chuàng)舉，它不僅對我國人民保健事業(yè)做出了重要貢獻，還先后流傳到俄羅斯、日本、土耳其、朝鮮等國，對后來英國琴納氏發(fā)明牛痘接種法，實有很大的啟發(fā)。

此外，在公共衛(wèi)生防疫方面，諸如住宅和街道的清潔、污水處理和疏通溝渠、糞便的處理等，古代文獻亦不乏記述。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王孟英《霍亂論》，對水源的保護力倡疏通河道，毋使藏污納垢，廣鑿井泉，毋使飲濁。湖池廣而水清，自無藏垢納污之所，穢濁之源無由滋生，井泉多而甘冽，以為正本清源之計。并主張飲雨水、雪水，貯水以備用。他在刊行《重慶堂隨筆》時詳細介紹了審水源、定水位、鑿井、試水美惡、驗水質好壞等方法。同時倡用藥物來凈化水液。

舉凡這些，充分說明我國古代很重視防疫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措施，值得借鑒。

已病防變

中醫(yī)“治未病”的內容，還包括已病防變，這在疫病防治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

葉天士在《溫癥論治》中對溫病（含溫疫）的治療秉承了張仲景“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之旨，強調“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以杜絕病勢的蔓延。疫病初愈，將養(yǎng)失宜，易致復發(fā)，前賢對此早有“食復”“勞復”“女勞復”等記述，《松峰說疫》還設“善后”專篇，強調“淫欲”“勞頓”“忍饑”致病后變作虛損、早衰、勞嗽等疾，示人重視病后調理，以防復發(fā)。

現(xiàn)代中醫(yī)學家姜春華教授遵照“上工救其未萌”之古訓，匠心獨運地提出了“截斷扭轉”的觀點，極力主張在疾病（含疫病）傳變過程中，須采取果斷措施和特殊功效方藥，直搗病巢，及時阻止和扭轉病勢向不良方向傳變，不能被動地等待出現(xiàn)什么病證后才用什么方藥，這顯然是屬于預防性的治療措施，應予以積極評價。以新冠肺炎治療為例，醫(yī)者主張中醫(yī)藥應早期治療，即在疾病初期階段（輕癥）就積極進行干預，防控病情向重癥和危重癥發(fā)展，實踐證明這對提高療效，降低病死率是很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