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中醫學理論體系和學術思想，為中醫學發展奠定了基礎，歷代醫家尊之為“醫家之宗”。它同中國其他傳統文化一樣，走的是一條“經典引申式”的發展模式。它構建的中醫學術體系的框架，確定的基本概念，形成的理論規范以及思維方式、臨床大法和臨床診療原則，在中醫學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獨特的醫學理論

1、人體觀：“氣”具有無限的生命力

關于生命的起源及其主宰，最初多歸于“神仙”“天帝”的創造，因而對許多自然現象，如日月、山川、雷電、雨雪、干旱、疾病、死亡等無法解釋時，就認為是神仙、天帝的主宰，鬼神的作祟，這是人類早期產生的一種宗教迷信觀念，歷史上稱之為“神權時代”。當時人們的思想為鬼神所統治，因而在原始社會末期，專管祈禱、祭祀的“巫”，也就應運而生。他們把人們幻想中的“神”，加以人格化，并吸取了一定的醫藥經驗和知識，以能和神鬼相通的姿態，用迷信魔術的方法替人治病，這就把人的生命以及病、死歸之于神鬼主宰的一種表現。

自宇宙本根認識論的“精氣論”，以及解釋自然變化的樸素唯物辨證法的陰陽五行學說出現，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盛行，人們開始對宗教迷信的神鬼觀念產生了懷疑，不相信有超自然的神鬼主宰，開始按自然界本來面目，來認識解釋自然界的各種自然現象，并把生命科學領向唯物論的領域。唯物主義的“精氣”為萬物本根的學說，是戰國后期稷下道家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宇宙的本源即“精氣”，宇宙萬物都是由精氣產生的，它是一種構成萬物的極細微的物質元素。由于精氣論在醫學領域中的滲透，因而萬物由氣構成的觀點也就必然在內經中反映出來，《黃帝內經》理論不僅認為“氣”是物質性的，而且認為“氣”具有無限的生命力。

在“人與自然相參”思路的指引下，《黃帝內經》把人放在宇宙自然中來考察，認為雖然萬物之中人最貴，但人也是大自然的產物和有機組成部分，因而提出“生氣通天”的論語，即人體的生命活動（生氣），與自然界（天）密切相關，形成了天人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生命整體觀，較之割裂人與自然有機聯系的醫學觀念更符合生命活動的客觀過程。在古代哲學精氣論、“道（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象的）——器（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象的）”觀點的影響下，《黃帝內經》將人視為精氣聚合、離散之器，生命現象是精氣升降出入運動的過程和結果，因而人們并不注重研究其形質結構之器，而是從整體機能活動的方式、方法及其相互聯系的“道”的方面，研究生命過程及其機制與規律，提出人“以四時之法成”的生命機能結構學說，“陰平陽秘”、五行生克制化的生命機能穩態學說，“奇恒”、“回轉”的動態生命過程學說，較之從解剖形質探索的生命活動及其醫學應用在方法學上各據一隅，在醫學理論內涵上差異很大，在科學價值上各有千秋。

2、疾病觀：以整體功能失調作為判斷核心

關于疾病的概念，《黃帝內經·玉機真臟論》說：“天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一”就是有序、和諧與統一，其關鍵在于神氣正常運轉，而這種有序、和諧的破壞，即神回失機，就是疾病，后世醫家從陰陽角度概括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元代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欲不可絕》）。因此，凡飲食起居、情志思維等一切身心活動反生理之常者，均可使陰陽失調而致病。它不以形質結構及其物量變化的超標作為衡量疾病與健康的單一標準，而是更強調整體機能的紊亂與失常。

關于疾病的發生，《黃帝內經》以“邪正相爭”闡明其機制，提出六淫疫邪侵襲，飲食、勞傷與七情失調概括其致病方式，從致病因素與機體抗病能力相互作用的結果審求其病理意義的病因學、發病學理論，即“審證求因”。它既注重異常因素的致病作用，更強調機體對致病因素的反應，并從人體反應的類型作為治療依據。

關于疾病變化的機制，《黃帝內經》著眼于宏觀、動態地分析其整體機能失調的方式、狀態和過程，提出了以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病變為基礎的表里出入、寒熱進退、邪正虛實、氣血運行紊亂和疾病傳變等理論，成為臨床診病論治的基礎。《黃帝內經》的病理觀以整體功能失調。

3、疾病防治觀：因時而異、因人而別

在疾病觀基礎上，《黃帝內經》提出審機論治的診治原則，是辨證論治的學術之源與雛形。審機，就是審察病機，通過對臨床病癥的搜索、整理、分析、綜合，確定其病變本質，即是對疾病過程中致病因素與機體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整體機能失調病候本質的概括。因時而異、因人而別，作為診斷過程，后世演化為“辨證”，于是“證”成為診斷概念和治療對象，因而中醫治療學的基本特點是整體機能的動態、綜合協調。

中醫論治將治療個體化，強調治患病之人；提倡各種方法配合應用，強調綜合療法；它的逆從求本、標本緩急、病治異同以及虛實補瀉、寒熱溫清、因勢利導等治則，頗似系統調控方法。這種治療觀念和思路，在人與病上，更重視人；在病體的整體與局部、機能與形質上，更重視整體、重視功能；在病變的共性和個性上，更重視共性。對于疾病的預防，《黃帝內經》在其發病觀基礎上，提出以增強體質為核心的健身防病思想，并與追求健康長壽的理念結合起來，制定了外以適應自然變化、內以促進機體抗病能力、協調能力的養生原則，有效指導了各種自我健身法的實施。

方法學特征

中西醫學術體系的差異，根本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中醫學術體系在方法學基本特征。

1、基本概念功能化：從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規律

人們認識生命奧秘，首先從生命現象入手。在醫學理論形成初期，東西方都以解剖作為研究手段，如《黃帝內經》就有“其死可解剖而視之”的記載。但如何把生命現象與解剖內臟器官相聯系，沒有先進儀器和精密測量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直至近代，觀察手段的改進，如使用顯微鏡等，才將解剖形態結構與生命現象直接聯系起來，形成西醫學基礎理論。

但在中國古代并非如此，古人采用當時盛行的自然哲學方法：象數思維方式，對生命之象及與其相聯系的各方面進行觀察，然后把“共相”提取出來進行分類，用象征性符號、圖像或有代表性的具體事物表達，進而以類相推，探討生命現象的機制。如《黃帝內經·五臟生成論》說：“五臟之象，可以類推”，王冰解釋說：“象，謂氣象也，言五臟雖隱而不見，然其氣象性用，猶可以物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靜，肺象金而剛決，腎象水而潤下。”這里的木火土金水只是象征性符號，它所表征的五臟的“氣象性用”即其功能特性，其本質是基于外在相關生命現象而存在的體內生理功能的類整合，不能也不必與體內解剖臟器相應。

所謂辨證即辨別人體病理性綜合功能狀態，對病理性功能狀態進行綜合調節，因此不能期望中醫診斷出病菌，更不能單純以現代解剖臟器組織的異常與改善作為判定中醫療效的標準。這雖然隱含中醫作為應用科學技術的缺憾，但也有其優勢。它從功能上、宏觀而綜合地進行調節的論治思路與方法，對于多系統、多臟器、多組織的復雜病變，精神系統、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以及病毒性、功能失調性、原因不明的病變等，均顯示出不凡的療效。

2、理論模式整體化：從整體角度把握生命規律

與西醫在知性分析指導下割裂聯系進行實驗觀察，然后還原其聯系的研究思路與方法不同，中醫學的整體觀念源于包括對生命現象在內的自然、社會的直接、總體觀察。“天人一體”“形神一體”和“心身一體”的觀念就是古人觀察到人的生命活動與其生存環境、生命能力與軀體形骸之間、精神心理與軀體生理之間有著密切關系；《黃帝內經》有“生氣通天”的著名論斷，因而中醫五臟不僅維持體內生理環境的協調，同時還有時空的內涵，主司人體適應自然界季節晝夜、方域水土的調節功能，故《黃帝內經·寶命全形論》有“人以四時之法成”、《黃帝內經·刺禁論》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之說；體現人體生理、心理、軀體的有機聯系，《黃帝內經》則有五臟主五體、藏精、舍神的理論，所以五臟即“五藏”，又稱“五神臟”。于是，五臟成為人體聯系內外、協調心身的生命活動中樞，是中醫整體觀在基本概念的集中體現。

3、理論表達動態化：從運動角度把握生命規律

中醫學從運動變化角度把握生命規律的學術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醫學概念具有時間內涵。《黃帝內經·金匱真言論》說“五臟應四時”是指五臟應時而旺，乃人體精氣隨季節遞遷而流轉消長過程中四個階段功能整合的體現，即《黃帝內經·藏氣法時》篇之所論。因而凡提及肝臟，不僅知其為藏血主疏泄之臟，還應聯系人體之春生、春病。

二是醫學理論明確表述生命運動變化原理。《黃帝內經·玉版論要》說：“道之至數……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中醫學在觀念上認為有序運動變化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在理論的表達形式上，盡管它使用的傳統文字、術語需要詮釋，但其表達的生長壯老已生命過程、臟腑經絡氣血升降出入運動機制與規律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

三是辨證論治體現中醫診治動態觀。證是疾病過程中階段性病機模式，它雖有一定穩定性，但隨病變而變；同時證本身的形成與內外環境的時序流轉也有密切關系，如外感邪氣形成、致病特點及病癥種類時效性很強；內傷病癥與患者年齡變化、與體內臟腑經絡氣血營衛運動節律，無不相關，從而為中醫診斷所關注，并成為治療中重視時間因素的依據。而一病前后證異，用藥施治隨時變換，則是中醫理論動態化特征的明顯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