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早年曾學醫，26歲畢業于香港西醫書院，隨后在澳門、廣州等地行醫；在他生命的最后時期，不愿接受中醫治療。基于這些片段，有人認為孫中山對中醫持“反對”態度。其實這種論斷屬于以偏概全。仔細回顧孫中山的一生，有許多細節佐證了他對中醫學的認可，及與中醫濃厚的情緣。

重視食療養生

孫中山對中醫學及食療養生等都有研究，曾用黃花菜、黑木耳、豆腐、豆芽（四物湯）作為自己的養生菜品。萱草又名黃花菜、金針菜，性甘涼、無毒，《本草綱目》記載其有利水、涼血、健胃、補脾、通便等功效。《神農本草經》記載，木耳具有養血、活血、收斂等作用，豆芽為“大豆黃卷”，味甘平，主濕痹、筋攣、膝痛。眾所周知，豆腐富含蛋白質和鈣，必需氨基酸組成與肉類相似，屬于優質蛋白質，具有豐富的營養價值。孫中山集四種素食之精華組成“四物湯”，緣于他對中醫學食療的認可。

孫中山將中醫學養生知識應用于日常生活中還有其他例證，如“豬血豆腐湯”是其家常便菜。更有趣的是，孫中山還把“四物湯”、豬血、豆腐都寫進了《建國方略》。上海徐家匯圖書館保存的《建國方略》第一章“以飲食為證”中寫道：“金針、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實素食之良者，而歐美各國并不知其為食品者也。”“豬血涵鐵質獨多，為補身之上品。凡病后、產后及一切血薄之人，往時多以化煉之鐵劑治之者，今皆用豬血以治之矣。”他還從化學的角度分析豬血的營養價值：“蓋豬血所涵之鐵，為有機體之鐵，較之無機體之煉化鐵劑，尤為適于人之身體。”孫中山認為英美人不吃豬血之類的動物內臟，是因為他們不懂得其營養價值。《建國方略》又云“中國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實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無肉料之毒。”

推崇中醫“救民疾苦”

1916年8月，杭州、紹興等地的同盟會會員邀請孫中山到紹興共謀發展。剛到紹興，孫中山的隨從胡漢民因一路受涼突發疾病，上吐下瀉。紹興《越鐸日報》社社長孫德卿請紹興著名中醫學家裘吉生連夜給予診治。經裘醫生診斷，胡漢民患“赤痢”。裘醫生隨即進行了辨證施治，但他正欲提筆開方時又轉念一想：胡身體這么虛弱，若按常規開方抓藥，再去煎好服用，必然會耽誤時間，同時胡是懷疑中醫療效之輩，不一定接受。于是他回到醫院，把藥煎好后再按西醫的方式分裝在若干支玻璃安瓿內，連夜派人送去。翌日，胡的病就明顯好轉，孫中山對裘吉生非常嘉許。孫中山在紹興住了3天，臨走時揮筆題寫“救民疾苦”，讓人轉贈給裘吉生。

最終接受中醫治療

坊間一直認為孫中山寧死不吃中藥。事實又是怎樣的呢？孫中山從政以后因積勞思慮過度患頑固性失眠癥，章太炎曾為他辨證，用礞石滾痰丸治之，他遵囑服藥而愈。礞石滾痰丸由金礞石（煅）、沉香、黃芩、熟大黃等組成，具有降火逐痰之功效，主治痰火擾心所致的癲狂驚悸，或喘咳痰稠、大便秘結。

1925年1月23日孫中山出現黃疸及肝腫大，26日入協和醫院，當天上午，孫中山在協和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打開腹腔后，醫生確診其為肝癌晚期，無法施治。2月17日，時任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正式以英文通知孫中山家屬，認為已無法治療。在這種情況下，圍繞孫中山的治療問題有幾種不同聲音：一是以宋慶齡、張靜江為首極力主張請中醫治療；二是湯爾和等西醫師堅決反對請中醫治療；三是孫科和汪精衛則猶豫不定。宋慶齡等人都請孫中山改用中醫。但當時西醫院中是容不得中醫、中藥的，協和醫院的態度十分明確，要服用中藥就必須搬出醫院，即便是孫中山也不能例外。孫中山認為：“在醫院受西醫診視，而陰服中藥，以不誠待人，此絕不可以。如必須用中醫，須遷出醫院再議。”2月18日，孫中山辦理出院手續，遷至鐵獅子胡同行館。中華書局出版的《孫中山年譜》明確記載，他“自協和醫院移居鐵獅子胡同行館，改聘中醫治療”。《國父年譜初稿》下冊同樣記載著：“是日,先生離協和醫，乘醫院特備汽車，緩駛至鐵獅子胡同行轅。家屬及好友同志多以為醫院既經宣告絕望，仍當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長先生壽命。于是有推薦中醫陸仲安者；因陸曾醫治胡適博士，若由胡進言，先生或不峻拒……胡乃偕陸同往。胡先入臥室進言。先生語胡曰：‘適之！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人。’胡謂：‘不妨一試，服藥與否再由先生決定。’” 梁實秋在一篇懷念胡適的文章里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病危時……改試中醫。由胡適偕名醫陸仲安前往診視”。陸仲安診視后，處以“益氣養陰柔肝方”。孫中山服藥后，身體狀況大為好轉，腳腫消盡。后來孫中山腹水嚴重，江蘇中醫王子賢又為其處方“五皮飲”加減，服后小便通暢，癥狀減輕，孫中山贊許說“中醫有中醫的特長”。在孫中山病逝前的8天里，每天用人參湯濡唇。雖然中藥并沒有治愈孫中山的肝癌，卻延長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