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是中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是我國醫學寶庫中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治療原則和藥物學的醫學巨著。書中除了包含醫學的內容外還包括倫理學的內容，其中《素問》中有大量關于醫德的記述。

《素問》認為醫生要認真研究醫學理論，從事醫療實踐，“通書受事眾多”(《徵四失論》)，否則，“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同上)，等遇到困難的時候才埋怨自己學術不精或歸罪老師教得不好，那就晚了。如果造成“絕人長命，予人夭殃”(《離合真邪論》)的悲劇發生，把痛苦留給了患者，把本不該死的人給治死了，那就更應該受到道德的遣責。

鑒于此，醫生必須從多方面下功夫，對疾病的病因病機、診斷治療、預防、康復的各個環節上去進行深鉆細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像加工骨角那樣切之而復蹉之，像加工玉石那樣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真精。

《素問》中記載了多種多樣的治療原則，可謂“術之精”反映的一個側面。有從八綱辨治入手的，如“陽病治陰，陰病治陽”(《陰陽應象大論》)，此陰陽之治也；“其在皮者，汗而發之”，“中滿者，瀉之于內”(同上)，此表里之治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至真要大論》)等。也有從運用五行生克規律入手的，如“木郁達之，火郁發之，土郁奪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六元紀大論》)還有從調整機體平衡關系入手的，如“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至真要大論》)，“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陰陽應象大論》)等。

《素問》中集中了豐富多彩的治法，可謂“術之精”反映的又一個側面。有從整體出發而決定的標本先后和逆從正反的不同治法，在《標本病傳論》和《至真要大論》中有詳盡的論述，指出“病發而有余，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后治其本。”“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有從疾病的不同情況入手而采取各種不同治法的，分布于全書許多章節中。如以手法為主的針法、灸法、洗浴、熨貼、按摩(《玉機真藏論》)、導引(《奇病論)等法，以藥物治療為主的汗法(《玉機真藏論》)、下法(《熱論》)、清法、消法(《六元紀大論》)、溫法、補法、和法(《至真要大論》)等和放血(《三部九候論》)、食療(《病能(態)論》)、隔離(《刺法論》)、康復(《熱論》)等其它方法。

《素問》中匯集了精要的藥物學知識，這也可以認為是“術之精”的反映。它運用了谷、生鐵落、血余炭、澤瀉、雞矢白、烏賊骨、佩蘭、辰砂、雄黃、雌黃、金箔等多種動物、植物、礦物作為治病的藥物，并制成湯、丸、散、膏、丹等多種供內服和外用的不同劑型，有的用于疾病的預防，有的用于疾病的治療，不僅開創了我國方劑學的先河，而且對后世方劑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它對藥物的認識也達到了相對臻善的程度，指出藥物的性味與其作用于人體部位的關系是“味厚者為陰”，“陰味出下竅”；“氣厚者為陽”，“陽味出上竅”(《陰陽應象大論》)；與治療的關系是“味厚則泄，薄則通”(同上)；具體作用是“甘緩”、“辛散”、“酸收”、“苦燥”、“淡泄”、“咸瀉”(《至真要大論》)等。

其它像對病因病機、辨證施治、防治手段等方面的精辟論斷在《素問》中亦屬常見，均可反映出“以術為精”的醫德思想精華。醫生只要按照“以術為精”的醫德思想進行修養，“見微得過，用之不殆”(《陰陽應象大論》)，以能在紛紜復雜的情況下得心應手地對疾病進行準確診療的目的是能夠實現的，從而最終成為“善診者”、“善用針者”(同上)，使“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異法方宜論》)，用自己的聰明才智解除人類的疾患之苦。

《黃帝內經》中的醫德學思想奠定了我國傳統醫德學的基礎，對我國傳統醫德學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對整個祖國醫學的不斷發展和繁榮、對保障中華民族的休養生息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它的許多內容作為歷代醫家頂膜的圣典被模仿、效法并不斷發揮。